中国未来牛市进程及影响因素
中国股市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它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未来一轮牛市如何发生？哪些因素将主导市场？什么时候发生？……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对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恐怕都一头雾水。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把握住未来的行情。不知其然，自然就不知其所以然。
在《A股十年牛熊》中，笔者阐释了A股2001年至2011年的行情走势与相关影响因素。本篇，我们将对中国未来的市场走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如此才能完善读者对股市的研判，使其在操作中真正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股市发展阶段分析
新中国股市，从萌芽至未来真正成熟，笔者将其分为七个阶段：
准备与试验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已出现股份制改革的讨论。早在1980年4月，厉以宁就在劳动人事部“劳动工资座谈会”上谈到股份制理论。当时，对这个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最核心的争议在于两点：
（一）、姓“资”还是姓“社”。事实上，这个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困扰着中国。直到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南巡时在上海再次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争议才算结束。
（二）、股份制与承包制。这个问题的争议，主要源于当时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计划经济，人们的认识有很大局限。随着经济结构的多元化，这一疑虑逐渐消除。
为使读者更加清晰A股市场的发展历程，有必要先回顾中国股市在试验阶段的重大事件：
1984年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拉开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序幕。但采取的方式并非完全股份化，而是有些类似债权的还本付息方式，期限为三年。
1984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在新中国资本市场，这无疑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
1985年，在前面两年加大投资力度带来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刺激了企业股份制需求。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柜台交易点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成立。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融资。那时，由于中国人对股票还没有概念，准备发行39.65万股，最后只发行了20万股，其余的被摊派到几家国营企业。即便如此，最后也只完成了31.4万股。
1987年9月27日，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88年初，上市不到一年的深发展分红7元现金，并每10股送5股；1989年初，深发展再次分红，每股分红现金10元，并每10股送5股。深发展发行价为20元，投资者若投资100股深发展，成本为2000元，两年下来，投资者现金分红2200元，仅分红就收回投资。而投资者手中原持有的100股深发展股票，经过扩股后达到225股。如此快速的收益对市场是极大的刺激，激发起人们议论股票投资的热潮，这也直接导致1992年深圳8·10风波。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其实，深交所起步比上交所要早，两者一直有争风的味道，深交所早于上交所18天，即1990年12月1日，在没有领证的情况下“试”开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浦江饭店敲响上交所开业的第一声锣。
试运行阶段
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股市真正进入试运行阶段。
上交所开市后，于第二年5月开始加速上涨，涨势持续到1992年5月25日，为时一年。1992年5月21日，沪市突然全面放开股价，大盘直接从前一个交易日的616.99点直接跳空高开至1269.32点，收盘沪指涨幅高达105%。之后仅三天，股指涨至1429点后见顶。更为疯狂的是，五只新股涨幅高达25——30倍。随后，中国资本市场步入暴涨暴跌市。
1992年5月26日，沪指见顶后，不到半年时间，跌至386点，跌幅达73%。之后约三个月时间，又从386点一口气涨至1558.95点，涨幅达3倍。再之后，市场进入为时约两年半的下跌周期，跌至325.89点，跌幅达79%。随后，又上演了一幕一个半月翻两倍的行情。
稳定发展阶段
1995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3·27国债事件。这件事的是非功过这里不予以评判，但毋庸置疑，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非常重大。
1995年5月18日，相关部门停掉国债期货试点。国债期货市场关闭，A股市场反而成为受益者，大量资本转战证券市场。A股自1995年5月18日，三个交易日涨幅近6成。虽然是昙花一现，但A股市场自此进入一轮稳定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行情，起步从1996年1月，持续五年半，到2001年6月。期间，虽然有过较为剧烈的波动，但总体一直呈上涨趋势，股指从512点涨至2245点。
在此期间，中国资本市场整体发展速度一般，只是与过往相比较为稳健。同时，市场的积弊一直在潜行。到2001年，国有股要市价减持，彻底激发十多年的制度性弊端。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整体薄弱，政府不得不随时进行市场干预（这种市场干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必然，下文中会有分析），而过度干预，又直接导致市场运行紊乱。如此，市场发展速度当然相对较慢。由于这种积弊，庄股和内幕交易非常盛行，基本成为除政策以外市场最大的一股主导力量。
制度约束下的瓶颈阶段
和欧美发达国家股市相比，中国股市的性质有着根本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在《A股十年牛熊》关于中美股市简单对比中已有阐述。
对中国股市来说，表面上的瓶颈是监管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手段非常有限，结果就是黑庄、操纵市场盛行。那时，中国股市连《证券法》都没有，证券市场根本无据可循、无法可依（《证券法》于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获得通过。——作为文下注释①）。
相比监管问题，中国股市最根本的问题却是另一个关乎要害的制度性问题，——股权制度问题。股权制度问题的遗留源于股市建立初期，出于对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担心，管理层对上市公司股权制度采取折中处理的方式。上市公司的资产只有少部分进行流通，上市企业的控股权仍然掌握在国企大股东手里（这种处理对股市发展来说，虽然构成制约，但对于改革初期必须小步快走、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防止失控走向不归路来说，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作为文下注释②）。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此种股权设计，虽然能规避一些国家改革战略上的冒险，但最终却引发两个市场恶果：
（一）一股独大，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股市上轻易就能融到数亿资金的巨大诱惑，以致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们不去考虑如何改善企业经营业绩，而是靠上市大肆圈钱来维系经营。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也变成那些对其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的提款机。在这种背景下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被母公司或大股东掏空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收购无法在股市上进行。
这个制度性的问题，在20世纪末越来越凸显，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和融资效率。于是，2001年6月，管理层强行出台国有股减持办法，但这种不按市场规律办事、过于简单、粗暴的减持方式，直接酿成市场崩溃惨剧。
市场崩溃，人气散尽，再有任何动作就不像行情好、市场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操作起来那么容易。在一个完全悲观的市场环境里，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强制性斩草除根。市场不认可，就根本谈不上发展。正是在这种争论、纠结中，中国股市持续了四年。
这期间，监管力度明显加强，靠坐庄为生的券商如南方证券、汉唐证券、闽发证券、大鹏证券等，均因为资金链断裂后难以为继被清盘；在A股威风八面的“庄股”巨擘“德隆系”也轰然倒塌，雄心勃勃的唐氏兄弟身陷囹圄。大浪淘沙的四年非常惨烈，仅2004年，就有50多只庄股崩盘。自此，“庄股时代”在中国宣布结束。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拉开了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大幕。正是这一制度性改革，引发下一个阶段股市的大爆发。
制度约束解除后的爆发与修正阶段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意义、及其对市场走势技术的影响，在《A股十年牛熊》中已经有详细阐述。但是，从资本市场是宏观经济发展晴雨表的角度来说，A股的这一轮上涨，只能说我国证券根本制度改革后一次大的恢复性上涨。
这个阶段，A股从2005年6月998点起步，到2007年10月的6124点。虽然短期涨幅过头，但这种上涨除了《A股十年牛熊中》中分析的技术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变革使中国股市的潜力井喷爆发（这种潜力政策取向是最重要的推手）。
这个过程中，A股的总体规模得到长足发展，市值从2005年的3万多亿，两年余时间膨胀至30万亿以上（2007年7月28日突破30万亿），甚至一度超过40万亿（其中仅中石油上市时的市值一度达7.1万亿）。
如此规模的市值，虽然泡沫比较严重，但也证明中国资本市场经过几年的努力，整体实力已经上了数个台阶。中国股市从对国际资本市场来说无关痛痒，到2007年开始对国际市场产生明显影响。截止到2011年，A股市场的市值列世界第二，明显影响到世界资本市场。
2007年10月，大盘在6124点见顶后，经历了一波为时一年、跌幅达73%的暴跌熊市，相关因素在《十年牛熊中》也作过分析，归根结底，这一轮暴跌总体是对上一轮暴涨的修正。这一轮暴跌修正，就像2005年至2007年的暴涨一样过了头。就在这一涨一跌间，涌出大量资本泡沫，也散去大量财富。但无论如何，这个爆发和修正，使中国股市开始走向成熟发展的阶段。
走向成熟阶段
从2007年10月的6124点跌至2008年10月的1664点，中国股市的一轮热潮彻底被浇灭，而中国A股也是自此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预计将会持续数年、甚至十年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2008年10月至2009年8月有一轮超跌后的反弹。从2009年8月至2011年8月，行情处在供求关系失衡下的盘整（2009年5月，IPO暂停一年重启后，新股发行、市场扩容像发疯一样，导致资金和股票供求关系失衡。在此期间，世界股市涨声一片，只有A股跌跌不休。——作为文下注释③）。但无论如何，在A股根本的制度性矛盾获得解决和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的情况下，A股必将走向成熟，这只是一个过程问题。其中，就包括截止2011年8月为止仍然困扰A股供求、很不完善的IPO制度的改革。
笔者可以断定，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仍然会有波澜壮阔的牛市，其发生、发展与主导因素的相关分析将在下文中阐述。
成熟阶段
未来成熟阶段的A股，是一个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即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下，在资本市场可以自由投资的一个市场。这样的市场与华尔街有些类似，但与华尔街相比，其监管将更严格，它是在政策监管下的一个市场，而非由各个资本大鳄主导。可以肯定，中国不可能如美国那样完全放任华尔街大佬对资本市场的操控。中国资本市场成熟阶段的发达程度，与中国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
可以肯定，普通投资者在此阶段将逐渐退出市场，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将成为市场的主流和主导，市场结构将会与当前的华尔街有很大程度的相似。由于博弈逐渐趋于市场平衡，投资者短期暴利的机会将不复存在。这个阶段能持续多久，和中国的综合国力、国运密切相关。
那时的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之一，或者说根本就是整个经济体的核心。
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A股十年牛熊》中，我们阐释了美国和中国在资本市场上的不同及其原因，这里继续阐述A股的发展。
中国股市诞生之初，并不是单纯为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问题。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是以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为参照蓝本（这种思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上世纪90年代确立的。——作为文下注释④），股市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就成为改革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以当时中国各层对股市的理解，搞股市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实验性质。这一点，早在1980年4月，厉以宁提出的股份制理论就可说明。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体制，演变成为多种经济形势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构。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一贯的行政运作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发展，加上背负的历史包袱，国企逐渐在市场竞争中落后于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大量国有企业只能靠政府不断注入资金输血维系运行，导致承担输血任务的国有银行不堪重负，形成大量坏账。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数次从中央财政资金中拨款救济国有银行，以此维系银行体系的运转。
如此，国有企业非但不能为政府创造收入，反而因为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经营的不灵活成为政府的负担，大量国有企业如同躺在政府怀里的婴儿，吞噬着其它经济体创造的社会财富。
由于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担负着为社会提供主要生产经营和生活资料的角色。于是，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设定为：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性，变所有权为股权，由国家政府经营改为社会经营。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股份制改革逐步展开。
股市强大的社会融资能力和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要求，客观上为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条捷径。企业借贷银行资金，需要还贷和付息，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却不用还一分钱，大家都是股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当然减轻了国有银行的贷款压力，也就是给政府减负。要上市，就必须符合上市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股份制改革、优化企业的管理结构，在管理上减少了政府的麻烦，政府也得以从国民经济的运营中撤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股市就成为国有企业脱困的最佳途径，顺理成章地肩负起这样的使命。于是，一家家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后，源源不断地挂牌上市。这种使命，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以及资本市场发展动力共同作用下的必然。
中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股市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恰逢国有企业要改革，实现从政府经营向社会经营的历史转变，所有权也经历着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一系列转变过程中，股市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有资产出售股权的交易市场。
中国实体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具有较为庞大的规模，原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经济基础与股市本无关系。在市场化改革档口，实体经济需要资金，股市就要担负起向实体经济输血的使命，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市场化改革的必然。
迄今，股市向实体经济输血的历史使命仍未改变。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以投资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饱和前，不可能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赋予中国股市的使命，无法摆脱、规避。否则，中国股市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如此，中国股民在这场经济变革中就是名副其实的被牺牲者。中国股市成立至今21年，上市公司超过2000家，从资本市场融资数万亿，企业焕发经营活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没有给予股民相应的回报。绝大部分投资者，除了亏损还是亏损。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股市从制度设计上在其发展初期就不利于普通投资者。譬如，早期的上市公司造假圈钱，股改后大小非集中解禁将风险后置，如今过度密集的IPO和制度设计缺陷导致市场发行价过高等因素，还有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不利于普通投资者等等，都导致中国股市长期低迷，投资者回报过低。
与股市相反，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高速发展。那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什么股市却持续低迷？
如果只看表面，可以有很多答案。但是，纵观改革开放，我们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正在经历一轮蜕变，其组织结构由原来国家直接拥有，变成国家通过股权方式控制部分国家战略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社会经济单元彻底由社会市场进行运作。这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前，主要依赖政府输血。股份制改革后，变成由市场输血。这个市场，就是股市。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综合成本，实际上大部分被股市承担了。在这种情况下，股市不可能给股民带来长期、丰厚的回报。
体现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股市濒临死亡管理层救市，救起来后又拼命融资，市场于是应声再次下跌。如此反复，屡试不爽。这，就是中国股市牛短熊长的根本原因。
历史地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再实现由国家主导下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换句话说，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单元都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造。也只有如此，企业才能长期持续发展。股市，毕竟是附着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股市的长远发展，必然系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单元市场化改造的完成。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必然付出足够巨大的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被历史地分摊给股市。当中国股民就长期承受着社会改革的巨大成本时，又怎么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收益呢？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投资者关心的是市场的未来。那么，中国股市未来会给中国投资者回报吗？
在笔者看来，只要市场化改造能够顺利完成，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回报还会很丰厚。从这个角度说，这个巨大成本也是一种投入。只是，投入的人不一定能收获，收获的却可能是那些之前并没做什么投入的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的演绎都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股市发展21年以来的股民都是后来投资者的“先烈”，正是这些老股民的投入，未来将成就中国一大批获利的新股民。
从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发展的角度历史地看股市，中国股市给投资者带来巨大回报的时候，应该是其融资的历史使命结束的时候。到那时，市场回报的可能不止有股民，而是如美国华尔街那样，包括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福利都要从资本市场支取。
中国股市如今仍然是向实体经济输血的工具，这一点在中国靠投资拉动主导经济结束前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是，随着消费增加，资本市场给投资者带来的回报与以前相比会改善很多。
中国未来一轮牛市发展主导因素
我们研究一件事物，一定是要观其历史，究其因果，才能继往开来进行较为客观和理性的研判。只看过去或者当前的一些表面现象，搞不清来龙去脉以及作用在现象背后的作用力，就只能被相所惑，对未来事物发展的研判就会失去方向。
研判中国股市未来牛市发展的主导因素，首先一定要观察中国股市过往历史中的重大市场影响因素，方能相对客观地针对未来作出有参考意义的分析。中国股市的重大行情，在过去21年中，总体上具有如下五个特点：
1、中国股市虽然与欧美股市产生、发展的过程不同，但必然也遵循一个大的市场方向性规律，随着市场发展、成熟。在国家向好发展时，股市总体一定是牛市，且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必然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或核心之一。
2、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赋予股市的使命，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要承载力量之一。股市每一轮大行情，必然在某种重大政策目标下出现。这一点，在以往的行情中已得到充分验证。而这每一轮行情中，股市几乎都是改革成本的重要承载者。
3、由于当局对资源整体上具有绝对的支配能力，这种由政策主导下的行情，必然引起资本跟随政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必然出现暴涨暴跌。
4、既然政策是每一轮行情最重要的主导因素之一，而政策又由政治权力左右，于是，政治上的变化就会对股市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常情况下，每一届政府的更迭，必然有新的相关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出台，每一届新政府上台，随着新政策的落实，对资本市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5、每一轮行情的大涨，都会出现很明显的获利效应，必然会刺激一大批新的投资者介入。但政策目的达到后的暴跌，又会消灭一批投资者，直接导致市场信心阶段性丧失。因此，A股总是牛短熊长。随着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提高、特别是国际化后，这一现象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变。
个人认为，中国未来上演的一轮牛市中，决定市场的主导因素有如下四点：
1、政策做多。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中国股市牛短熊长、暴涨暴跌、政策主导市场的原因。在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经济结构转型的情况下，A股市场不可能脱离其帮助中国经济完成结构转型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政策必然会不断主导市场，市场也将继续在政策的指挥棒下走强和走弱。
所以，未来A股的一轮牛市，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政策必须做多。
2、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三方面拉动：投资、消费、出口，俗称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国的GDP中，消费占比过小，仅有36%左右，而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左右，美国甚至高达70%；投资和出口占比过大，特别是出口占比和消费基本持平。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德国出口占比在中国之上。至于投资，由于中国整体工业化、城市化仍未完成，中西部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投资占GDP中的占比总体健康。
从“三驾马车”的结构占比上看，中国经济显然不平衡，当然就不合理。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直接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增加。考虑到如今欧美经济有长期陷入滞涨的风险，外围市场未来有萎缩趋势，对外过度依赖的出口型经济，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但投资占GDP比例同样为三成，可提高的空间已经有限。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从我国经济结构上看，未来可增长的空间主要在消费，只有增加消费在GDP中的份额，才能通过提振消费来维持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提振消费与什么有关？当然是收入分配机制。过去十几年，我国收入分配明显倾向于政府、企业主，相比GDP、企业发展速度和税收增长的速度来说，百姓的收入增长差距太大。
诚然，这与中国最近十余年农民进城务工数量庞大、劳动力极其丰富导致劳动力与资方议价能力疲弱有关。但是，自2008年以来，广东等地接连出现用工荒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未来，只要经济运行稳定，劳动力价格必然加速上涨。国家应该顺应趋势加速提高普通老百姓收入，加速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削弱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因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之一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加速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一环。
除了上述经济结构转型外，中国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
（一）、产业升级：由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升级，由技术含量低产品向高技术产品升级。
（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区域规划：将沿海较为低级的生产企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如此就可以在提振中西部经济的同时，加速东部的产业升级，使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更平衡；同时，在战略上应该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条件，进行生产功能区划分，避免同业竞争和地区竞争的内耗，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这两个转型中，前者需要国家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植政策，加速产业升级；后者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考量，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功能区域的划分，使区域经济发展更平衡、更互补。
上述转型，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市场投资机会。未来的中国股市，必然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股市未来主导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从最近两年市场行情中的热点板块可见一斑。
3、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经济，无论消耗的资源还是巨大的产出，其吞吐量已经排世界第一，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而且，这个经济体依然在高速增长中，GDP世界第一只是迟早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却因为巨大的瓶颈，仍然受制于人。
一方面，中国军事力量还无法完全保障中国获得足够的资源以维持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发展。这一点，从中国依然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海运，以及中国海军仍无法绝对保障中国海上经济安全可以看出。试想，如果中美发生冲突，中国近海防御没有问题，但作为保证进出口的蓝水海军与美国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瓶颈，在几代国防工业科技人员的努力下，如今已经有很大程度改善，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占有率极低，人民币仍然没有什么认可度，不属于国际结算货币，不属于国际储备货币，更不属于投资货币，甚至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内都还没有太高的市场占有率。目前，人民币不过只走到香港。如此，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同时中国不得不忍受美元持续贬值之苦、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
因此，在中国经济总规模庞大到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影响力来保证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安全、必须有足够的货币市场占有率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成果不受侵蚀的情况下，军事现代化加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必须且必然的选项。
就像普鲁士（即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所说：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人民币国际化和军事现代化相辅相成，货币的影响力同样在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如果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不能有效到达那个区域，要想实现货币覆盖绝对不可能。如今，准世界货币是美国，美元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就是美国的坚船利炮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即使如此，如伊朗仍然放弃了美元作为其石油结算货币）。
当下世界性货币主要有三种功能：贸易结算、外汇储备和投资。若想成为世界货币，首先必须要让其成为贸易结算货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后，为了贸易进行顺畅，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外汇储备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后，不能让货币一潭死水丧失市场竞争力，就必须给一个投资的地方。
因此，要想成为世界性货币，首先要有足够的国家经济影响力。这一点，中国如今已经做到，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已完全具备经济影响力的前提条件。具备这样的条件，要想进入贸易结算领域，就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否则谁会相信你的货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虽然近些年增长迅速，但仍然有一定差距。
不过，以现在中国政治和军事实力，至少应该成为区域货币。成为结算和储备货币后，还必须有一个渠道回收货币，同时必须有一个投资池子来装载这些货币。以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空间，这些人民币可以回流到实体经济中进行实体投资。但是，大量资本不可能全部都进入实体，这就必须要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多品种的投资产品与之相配套让其投资。
如此，股市和人民币国际化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谓利益攸关。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上述三个领域的结构转型。通过以上阐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成本是由股市承担。如此，必然需要大量资本的输入，才可能有牛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2009年8月至2011年8月的行情。世界股市都涨而A股不涨，其根本原因在于供给失衡，而供给失衡的原因，就是融资规模过大，资金流入股市的速度跟不上融资的速度。在这种失衡的情况下，要想找到与之匹配的资金来源促使中国股市进入牛市，非外来资本补血不可。
考虑到金融安全，金融和资本市场都不可随便开放。否则，美联储可以任意发美元水漫中国，直接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说，只有将自己发出去的人民币收回来放进资本市场才可控，才安全。因此，中国股市牛市的大小和启动时间，都将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
随着人民币覆盖率越广、市场占有率越大，中国未来的牛市行情也越大；相反，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失败，中国的所谓牛市可能也就不知道在猴年马月。如果真的国际化失败，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很可能将落入西方资本之手，即使未来有牛市，也不过是他国掠夺我国的一个过程，其资本市场上涨的成果将不再属于中国。
4、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方向。
由于中国政治稳定，宏观政策延续性一直很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能够致力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即可看出（虽然这也产生了很多社会弊端，但总体战略上取得了成功）。与此形成强烈对比，可以看看邻国日本，十年换九个首相，前任首相干了些什么，新任首相可能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以致前一任首相的计划在新任首相的任期很可能因为党派利益废掉。国家战略朝令夕改，国家岂能有方向和前途？与日本相比，中国在政治稳定和政策延续性上做得要好。
中国在宏观经济一直执行五年规划，而一届政府的任期也是五年，领导人最长两个任期。根据以往的规律，正常情况下，换届是在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而每一届政府必然在上一届政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发展经济，与之相配套的新政策和新的发展方向也渐露端倪。
我国整体市场经济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依靠股市进行输血，这种状态在中国经济发展饱和之前还将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大的变革，必然就需要股市输血。而需要股市输血，就必须让股市起来，刺激股市的政策也会相应出台。有政策做多，牛市也就顺理成章。牛市到来，融资规模也就随之上升，当融资规模大到市场无法承担或遇到制度性瓶颈时，也就是熊市的开始……如此轮回。
中国牛市发生时间分析
上述，我们对中国股市进行了详细剖析，包括对未来一轮牛市的主导因素也进行了剖析。接着，我们再分析中国未来一轮牛市发生在什么时间。
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阶段一直在进行，尤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更加清晰，力度也更大。这一点，从2008年4季度政府救市后，就有非常明确的方向。
救市，给A股带来一轮为时10个月的大反弹。但之后，陷入截止到2011年8月、耗时两年余仍处于调整的纠结局势。显然，A股的大牛市不取决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改革。宏观经济结构改革其目的是融资，但不是提供资金给市场。而牛市到底是否能牛起来，取决于提供给市场的资金是否足够充裕。至少2009年8月至2011年8月，股市资金相比融资规模来说非常不充裕。
综上所述，未来一轮牛市行情的四大主导因素，除经济结构转型这一条外，其它三条决定着未来的牛市起点。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政策彻底做多股市，中国股市才会真正开始新一轮牛市。有了这样一个答案，需要判断的就是政策何时做多。
政策何时会做多股市？这一定和上述四个主导因素中的另外两个有关，即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政府换届。本届政府，已经将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未来新一届政府一定会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可以这样说，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就是中国新一轮牛市的起步。
虽然不能绝对排除某个突发国际事件直接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但正常情况下，这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博弈。因为，人民币要国际化至少需要欧元或美元的配合。和美元配合，就是中美进行战略交换，中国某些方面支持美国，美国给中国让出人民币的实力范围。与欧洲的配合，即欧元依托于人民币向美元挑战（在某个层面和区域，还会有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大家互相配合给对方挤出市场空间。在这种博弈方向明确前，人民币虽然需要加速国际化，其速度必然受到限制。
因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关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历史事件。
2011年8月16日，李克强副总理高调访港，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相配套的政策包括：确立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2011年在港发行500亿人民币债券，RQFII（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指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起步金额200亿人民币。RQFII境外机构投资人可将批准额度内的外汇结汇投资于境内的证券市场。），将允许境内企业到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据媒体报道）。
与此同时，证监会也开始针对融资融券常态化和转融通业务向社会征求意见（融资融券和转融通都是可以为市场提供巨额资金，转融通可以为市场提供大量可融券的股票。但与融券相比，融资规模更不容易受到限制，因为机构持有的证券保有量和商业银行的货币保有量相比，仍然要小很多。特别是资金，相对限制性更小一些，机构持有的股票转融通给券商，一定有其自身的考量和相应限制。——作为文下注释⑤）。这是监管部门给市场在搭建注入资金的通道。但，暂时也只是通道，距离输血还有待时日。这一切，估计都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挂钩。
这些新的、需要长期开展的工作，大部分都将落在2013年新一届政府的头上。因此，把行情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同时，还要关注相关工作落实与下一届政府工作进程的关系。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新一轮牛市最可能发生在新一届政府换届后不久。在这之前，更多的是在做各种相关工作的准备。牛市做多的信号是“政策发令枪”的打响，一旦“政策发令枪”打响，就意味着中国牛市的开始，投资者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决做多。